所謂“度量衡”，就是計量物體長短、容積（大小）、輕重的統稱，如果沒有統一的度量衡，那么無論日常生活，還是科學研究，都會遇到很多麻煩。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又統一了中國的度量衡，這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績，也是中國數千年領先世界的原因之一。

根據史記記載，中國度量衡應始于大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因為治水需要相對統一的度量衡，否則完成大規模的測量和施工，于是大禹時代產生了度量衡，改寫了此前沒有度量衡的歷史。

但問題是：中國歷史極其悠久，農業起源于1.4萬年前，天文學距今已有萬年歷史，沒有一定的度量衡，古人如何生產生活，乃至貿易交流？果然，考古發現更早的證據，至少在距今4800年時中國已有度量衡的認知。

甘肅考古發現更早證據

位于甘肅天水秦安的大地灣遺址，距今6萬年前—4800年前，在中華文明起源發展史上極為重要，其中仰韶晚期地層（即距今4800年前）出土了一組極為特別的陶器，主要有泥質槽狀條形盤、夾細砂長柄麻花耳鏟形抄、泥質單環耳箕形抄、泥質帶蓋四把深腹罐等。

之所以說其特別，不妨先看看它們裝載谷物的測量數據：條形盤的容積約為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的容積約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容積約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積約為26082.1立方厘米。除了箕形抄是鏟形抄的兩倍之外，其他三件關系大致都是十倍遞增。（下圖，大地灣遺址的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這是該遺址的唯一一件男性頭像彩陶瓶）

據此，不難得出三個基本結論：首先，至少4800年前，中國已經使用“十進制”；其次，制造如此精確的容器，必然需要一定幾何知識，說明當時中國已經掌握一定幾何知識；第三，這組陶器肯定不是簡單的容器，如此精度的遞增，必然是度量衡中的“量”，而這顯然比大禹時代早得多。

除此之外，大地灣遺址的起始時間是6萬年前，一直持續到距今4800年前，而非洲起源說認為現代非洲智人在6萬年前來到中國南方，當時世界處于末次冰期（最盛期發生于約2.1萬年前），尤其中國北方的古人類全部被凍死，那么如何解釋大地灣遺址？

中國天文考古證據更早

與大地灣遺址的這組“質量”陶器相比，中國天文考古上的度量衡證據就更早了。

中國上古的天文測量，有兩個重要工具，即規矩與圭表。漢代伏羲女媧像中，伏羲氏手執矩（直角的作圖工具），女媧氏手執規（用來畫圓的工具，長短兩尺相交成直角而成）；圭表是用于“立表測影”的工具，其中“表”是腿骨，也就是股，正午日影通過“豎立的表”會在圭尺上“勾”出的影長，這就是勾股定理中的“勾股”由來。

距今9000余年的賈湖遺址，出土了骨制規矩。距今6500年的西水坡遺址，出土了用于立表測影的“表”，以及青龍白虎星象圖等。距今4300年的陶寺遺址，更是出土了一根刻有20個刻度的圭尺，每個刻度對應陶寺觀象臺可以觀測到的20個節氣，其中第11刻度極為突出，現代實地測量發現是夏至正午日影長度，也是周髀算經中記載的“一尺六寸”地中標準。

古人之所以發展天文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觀象授時，需要掌握準確的農時，首先要掌握播種期。因為中國四季分明，播種期很短，一旦錯過的話，來年將會饑荒。以立表測影來說，想要知道“春分”是否到來，就要與以往的春分日影長度對比，這里就必須要有相對固定的“度”，否則就沒辦法判斷。

因此，上古立表測影的圭表，長度必然是相對固定的，即很早中國已有“度”。考古證據表明，起初古人是“以身為度”，故而才會出現以“股骨”為“表”，以今天眼光來看，不同的人股骨長度不同，但在當時已經是高精度了，也容易各個部落傳播使用。當然，后來尺度越來越精確，陶寺時已用木胎漆繪圭尺。

讓人費解的是，中國古代天文有著大量考古證據，但蘇美爾、古埃及、古希臘等，紙面上的天文學很發達，卻鮮有什么驚人的天文遺存出土。

由此可見，中國度量衡的起源，要比史記記載的早得多，至少距今4800年前，中國度量衡已經出現了。當然，司馬遷只是記載了大禹“左準繩，右規矩”，并不代表司馬遷認同度量衡就始于大禹，或許司馬遷也不了解度量衡的起源歷史。

夏商周時期，文獻與考古實物表明當時已有成熟的度量衡，但因為存在殘缺，如今還不能完全了解。至秦漢時期，考古發現相關實物，如今基本清楚此時的度量衡，比如張仲景的有些老方子不好使，原因在于度量衡變化，導致后世劑量錯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