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首都勞動獎章”獲得者、北京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電學中心（實驗室）主任黃艷

　　先后4次榮獲北京市質監局“年度先進個人”稱號、2012年榮獲“北京市優秀職工小家”和“市直屬機關創先爭優先進基層組織”稱號、2013年又榮獲“首都勞動獎章”稱號，在見到還不滿40歲的北京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電學中心（實驗室）主任黃艷之前，記者發現她的榮譽簿上早已是成績斐然。

　　在畢業之初，黃艷曾在本報做過編輯工作。短暫的新聞生涯讓黃艷感到難忘，但令她全身心投入的，還是從1998年開始至今從事了15年的電學計量工作。

　　平凡的計量檢測崗位、不平凡的計量檢測成績，黃艷用10余年的默默耕耘，拼出了一片屬于自己的電學計量艷陽天。

　　接還是不接

　　當再次聽到坐在對面刑偵隊老隊長誠摯的懇求時，黃艷明顯感覺自己的內心似乎有一股“電流”流過，深受感動。

　　那是在2012年夏天，已經快要退休的刑偵隊長接到了一個棘手的案子：1個年輕小伙子和自己的一位好友前去釣魚，出發前好友專門在網上購買了一臺捕魚機，結果兩人在釣魚時發生了意外，小伙子身亡。

　　根據初步勘查和當事人的口供，造成小伙子身亡的罪魁禍首就是那臺網上購買的捕魚機——小伙子是被這臺捕魚機電死的。可讓刑偵隊長感到為難的是，這臺捕魚機屬于三無產品，國家也沒有直接相關的檢測標準，可以證明該臺捕魚機的電壓足以致命。

　　經過反復查探，刑偵隊長找到了黃艷，第一次來到北京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時趕上黃艷外出，等了好久雙方才見面，不過由于相關標準的缺失和檢測上的難度，黃艷并沒有馬上答應這個“差事”。刑偵隊長第二天又來找她，反復訴說案件的疑點和難點，希望得到公正的答案和專業的幫助，從而給雙方一個滿意的說法。

　　接還是不接，這是一個難題？黃艷面臨著一個哈姆雷特式的艱難選擇：接了，并不好檢測，可能無法得到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不接，又與那份沉甸甸的社會責任不符。

　　黃艷答應決定通過科學計量的方法，為那個罪魁禍首捕魚機進行一次電學計量檢定。經過反復查閱資料，黃艷發現了一個與該產品相關的國家標準，按照標準要求，她嚴格進行了一次計量檢測，印證了老刑偵隊長的偵查：捕魚機釋放的電流，足以致人死命。

　　看著自己的工作能夠為社會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黃艷覺得再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為多年的電學計量檢測工作讓她深深明白，這份工作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關乎民生，責任就不能出現“斷電”。

　　2010年，北京市決定推行智能電表，進行智能電網建設，整個首都的智能電表檢測和型式批準（型批）工作，落到了黃艷所領導的電學中心實驗室。時間緊、任務重，成為這項工作最突出的特點，黃艷開始帶領著全中心所有檢測人員，實施兩班倒的工作制度，一邊做著老電表的檢測，一邊做著新電表的型批。為鼓勵大家高標準完成工作，黃艷還在中心開展評比，看誰的電表檢測又準又快……就這樣，他們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4年才能完成的4萬余臺件智能電表檢測任務，面對太多客戶饋贈的錦旗、表揚信時，她說得最多、也是最普通的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分內之事”。

　　一下子炸開了鍋

　　2008年，當黃艷剛剛當上北京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電學中心（實驗室）主任時，就面臨著一個不小的挑戰。

　　計量檢測本身嚴守的是標準，長期的計量檢測工作，使得黃艷養成了按標準辦事的習慣，但是當她當上實驗室主任，成為大家的帶頭人之后，她卻發現，實驗室的有些計量是沒有標準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黃艷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燒到了“嚴守標準”上，她把實驗室一直在檢測但實際上并沒有相關標準的項目，如停車場計量收費表、醫院心電模擬器等，一律叫停。

　　一下子，這項新政就在中心炸開了鍋，許多從事這些被叫停檢測項目的老同志想不開了：我這么多年一直都檢測得很好的項目，為什么要突然喊“不”？為此，雙方一度矛盾重重，甚至在大年三十的時候，還有想不通的人對著黃艷拍起了桌子，嚷嚷著“大家都別好好過年”。

　　面對大家的誤解，黃艷頂住了壓力。根據社會需求，她帶頭組織科研力量，對這些需要檢測的項目組織編寫檢測規程，制定地方標準，使得這些檢測項目都有標準可依。

　　現在，黃艷在實驗室制定了詳細的工作標準——這些標準大多呈現出易計量、可量化、可操作的特點——大家都很自覺地遵守這些標準。在她的帶領下，整個實驗室團隊強手如云，10余人先后獲得“國家一級注冊計量師”資質，積淀了雄厚的技術和人才實力，累計完成37項國家和地方各類基、標準，業務范圍從以往為國有工業企業服務為主，向為高新技術產業服務不斷轉變，為計量實驗室的特色檢測發展提供了嶄新的模式。

　　讓出租車掉頭

　　“喂，黃主任，那個數據還是不對，怎么辦？”電話那頭焦急地說道。

　　“你們反復試驗了？”黃艷問道。

　　“是的。”

　　“等著，我馬上趕回來。”得到電話那頭的肯定答復之后，黃艷一下子急了，讓已經快到家的出租車掉頭，駛向了單位。

　　那是在2012年12月中旬，黃艷作為學科帶頭人，剛在兩個月前接到了北京市的一個重要科研課題任務，可臨近遞交科研計劃書的日子，課題中的一個關鍵數據，總是無法滿足要求。

　　黃艷又開始了無休止的加班，連日的勞累，使她患上了中耳炎，可她仍然“不下火線”，只到單位附近的醫院做了檢查，醫生做出了輸液的診斷。

　　于是，黃艷每天下午抽空去醫院輸液，完事之后又回到單位加班，晚上11點左右才下班回家。高負荷的工作，終于讓她生病的身體徹底“吃不消”了，就在輸液的第四天，她在醫院產生了藥物過敏癥狀，在輸液的時候直接暈倒了。

　　在醫護人員的緊急救治處理后，黃艷總算沒有出大事，不過醫生建議她讓家屬來醫院接她回家好好休息。考慮到家人工作也很繁忙，黃艷決定自己打車回家，沒想到剛到家門口，同事的一個電話，又改變了出租車的目的地。

　　又是一次到深夜11點的加班，與往常不同的是，即使穿著厚厚的軍大衣，黃艷還是在不停地哆嗦，冒著虛汗，她一度認為可能是因為關鍵數據遲遲出不來引起的緊張和著急。最終，反常的表現還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她因藥物過敏而暈厥的事情才得以曝光，不過黃艷并未接受同事的建議回家休息，而是堅持和大家一起，忙完了當天的工作。

　　好在身體沒有再提出“抗議”，關鍵數據也在黃艷和同事們的辛苦下給予了“回報”，他們順利地拿到了這個科研項目。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工作拼命，在這種勁頭下，黃艷先后完成了國家質檢總局、北京市的多項科研任務，還主編了多項專著，出版了不少計量科普讀物，讓計量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有同事曾經粗略地進行了一下“計量”，發現黃艷每年加班累計達到800小時之多，繁忙的工作讓黃艷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也讓她留下了不小的“遺憾”，那就是對女兒照顧不周。面對孩子每次“媽媽什么時候才能好好陪我”的疑問，她只能以“等媽媽忙完了這一陣子”來回答，只是她自己也不清楚，這個“承諾”到底何時才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