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近日公布了關于“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見。《意見》指出，要健全固體廢物處理收費機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進垃圾分類的激勵約束機制，提高對混合垃圾的收費。到2020年底前，全國城市及建制鎮要全面建立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同時探索建立農村垃圾處理收費制度。（7月3日《人民日報》）

　　《意見》把重點放在建機制上, 強調“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不受影響”，而不是“一刀切”的調價收費，這是符合實際的。垃圾分類的意義無需多言，但一些城市把生活垃圾分類與計量收費掛鉤，就值得討論了。有的城市提出“誰產生誰付費、多產生多付費，混合垃圾多付費、分類垃圾少付費”原則，并對計量收費立法，其可行性很有必要細加考量。

　　生活垃圾計量收費的目的在于從源頭減少垃圾產量。收費應該說是個環境政策工具，它的本意不是收費,而是利用這個工具調節個體行為，盡量少造垃圾。以前按戶計征，不論垃圾排放量的收費模式，被認為缺乏垃圾減量動力，少排者補貼多排者，有失公平。因此，采取“多產生多付費”的價格杠桿，來刺激生活垃圾減量化和循環利用。像這類與公眾利益密切的問題，首先應該弄明白的是，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這才好作決定。

　　國內摸索垃圾計量收費已有些年頭。2007年，北京市就選取了幾個小區啟動垃圾計量收費試點工作，2015年還出臺相關意見；2012年12月，媒體報道南京醞釀垃圾按量收費政策。2013年廣州啟動垃圾計量收費試點，有物管小區按桶計費，無物管小區按袋計費。只是，試點以來垃圾量比以前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居民的垃圾處理支出有什么變化，卻不得而知。

　　認為通過計量收費，居民生活垃圾量會持續減少，這是一種“想當然”思維。無論從瑞士的蘇黎世還是韓國實行計量收費的經歷看，也只是在開始實行計量收費的年份，生活垃圾量會有一些減少，其后并無明顯變化。居民日常消費在維持正常水平情況下，必然會產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就像居民用水用電一樣，無論如何節約，也會有一個基本的消耗。正常的日常消費，不會因為垃圾計量收費而減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意味著人均要多消耗資源，也相應的要增加垃圾的產出，這個矛盾是無法避開的。回到“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社會形態，垃圾自然不會多，但歷史不會逆轉。

　　計量收費的副作用是刺激偷扔垃圾行為的發生。如何有效監督，怕是一時難以找到靈丹妙藥。瑞士、韓國、臺灣是推行計量收費較早的國家和地區。從他們的實施情況看，非法傾倒在低收入人群中較為突出。而大陸低收入人群底盤大，這種狀況至少近些年不會明顯改變。為治理偷扔垃圾，需要付出多大成本，不得不考量。政策設計的出發點盡管是好的，但要兼顧到社會認可度才會產生預期效果。

　　垃圾減量的大頭戲在于管住源頭。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很多垃圾并不是居民用出來吃出來的。實行生活垃圾計量收費，看似公平，其實未必公平。如過度包裝、食材粗放生產，都會增加垃圾量。居民解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并不想把垃圾一同買回來。生產環節多出來的垃圾，最終讓消費者買單，花了錢又當冤大頭，也不盡合理。從源頭管控垃圾，涉及到資源化產品的技術標準、對企業的政策補貼、居民的接受程度，這些才是垃圾減量的決定因素。

　　政府部門管制的主體應該是企業，比如制定包裝標準，對過度包裝課以重稅等。只有用政策手段，管好生產源頭，綠色生產成為企業的自覺，垃圾產量才會降下來。如限制包裝物使用量占產品總重量的百分比，既可以保證產品在運輸和儲存過程不會變質，也從源頭限制了包裝廢物的產生。長期以來，作為垃圾主要產生者的企業幾乎不承擔處理費用。這才是更大的不公，也不利于節約型社會的涵養。

　　垃圾是放錯地方的寶貝，成為寶貝的前提是合理分類。如果垃圾分類達到了標準，垃圾就會產生效益，那么居民就不是丟垃圾，而應該是賣垃圾，理應得到回報。就算回收價值最低的餐廚垃圾、殘羹剩飯，也可以就地轉化為肥料。對于商品包裝物而言，應該責成銷售環節直接回收，循環利用，由此產生的成本，企業至少應分擔一部分。

　　不是什么事用收費都能解決的。單憑計量收費未必能倒逼出垃圾分類，完成分類最有效的辦法是構建引導機制，而不是把眼光盯在計量收費上。從各地的實踐看，建立“垃圾銀行”，采用積分入戶、禮品兌換、物質獎勵等措施，似乎更能促使養成垃圾分類習慣。破解垃圾困擾的最佳思路，是通過分類處理，讓居民從中得到實惠，而不是增加負擔。政府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到了地方是否會以倒逼分類的名義，變異為加快推動垃圾收費？但愿筆者多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