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質量技術監(jiān)督局計量處  本期欄目主持人  關增建

　　在中國計量史上，新莽時期的度量衡標準器格外引人注目。這是因為，當時在王莽復古改制的大旗之下，劉歆組織一批學者舉行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考訂音律和度量衡標準的活動，并根據(jù)考訂結果，鑄造了一批度量衡標準器，頒發(fā)全國各地使用。通過這場活動，劉歆形成了自己系統(tǒng)的關于鐘律和度量衡的理論。他的理論成為后世朝代制定度量衡標準所信奉的圭臬，人們在考訂度量衡制度時，不但要從他的理論中尋找依據(jù)，而且還要從他遺留的實物中尋找當時尺度標準，這就使得新莽時期的度量衡標準器遺物在后世被人們奉為國寶，格外珍惜。

　　雖然歷朝歷代對新莽時期的度量衡標準器都很重視，但畢竟時事變遷、歲月無情，到了民國時期，存世的新莽度量衡器物已經(jīng)十分罕見。這種情況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甘肅兩位農(nóng)民很偶然的發(fā)現(xiàn)了八件新莽時期的度量衡器物，這些器物挖掘出土以后又經(jīng)過了十分曲折的經(jīng)歷，才得以保存。這件事，成了中國計量史上一件奇事。

　　事情始于1925年7、8月間。當時甘肅定西縣巉口鎮(zhèn)農(nóng)民秦恭(當年13歲)在放牧時，于今巉口鎮(zhèn)鐵路大橋東北方向200米處，發(fā)現(xiàn)一塊露出地面的金屬物。第二天與其兄秦讓去挖，挖出了不同形狀的八件古銅器。(傅振倫先生《甘肅定西出土的新莽權衡》一文說:1926年夏，甘肅定西縣稱鉤驛〔在蘭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因大雨沖壞山原，發(fā)現(xiàn)新莽銅器八件:權五、衡一、鉤一、丈一)。當時，本村人不認識這批珍貴文物，秦家把這批稀世珍寶擱置院墻腳。1929年甘陜大旱。秦家迫于生活，由秦讓用手推車將這批文物運到省城求售，蘭州古董商馬實齋按碎銅價格以六十塊大洋收進。后不多久，馬實齋又以二百塊大洋轉手賣給古董商張壽亭。同年秋，北京古玩商朱柏華得悉后，專程趕到蘭州，以一百四十塊現(xiàn)洋買走銅衡桿和九斤銅權，其余六件被時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楊慕時以八百塊大洋購得。此后，楊隨軍東行，因攜帶不便，交蘭州民眾教育館保管。1932年夏天的一個雨夜，陳列在教育館內的六件文物，除最大的一件石權外，其余五件全部被盜。該館館長張銘青發(fā)覺后，立即向省府報告，并四出追蹤，但沒有結果。

　　朱柏華購得的銅衡桿和九斤權，經(jīng)人鑒定，知是新莽時物。朱以五千一百元的高價賣給北平琉璃廠尊古齋古玩鋪。蘭州被盜的五件文物，由時任陜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鄧寶珊先生出面，電請全國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主任馬衡，代為在平津等地緝訪。1933年7月，終于在天津英租界源豐永珠寶店發(fā)現(xiàn)。經(jīng)多次交涉，該店拒不交出，并要挾古物保管委員會出價三十萬大洋贖回。保管委員會以該店盜賣國寶罪，通知天津河北省公安局將其經(jīng)理翟捷三及原盜竊犯高燦章逮捕，才追回了這五件文物，保存在北平團城。尊古齋所購銅衡桿和九斤權，由故宮博物院按五千一百元原價贖回。至此，甘肅定西出土的八件稀世珍寶失而復得。1934年春，中國學術協(xié)會在團城舉辦“西北文物展覽”，這批珍貴文物才公之于眾。

　　故宮博物院舊藏有新莽銅嘉量，為了把新莽度量衡標準器集中保管，遂向國民政府申請將這五件文物撥交故宮博物院陳列，國民政府未答應故宮博物院的請求，而是把它移交給了中央博物院籌備委員會。新莽銅丈初僅存上半截，1934年又發(fā)現(xiàn)下半截，1935年中央博物院以五百元買得。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把這批文物中的銅丈、二鈞(60斤)權、六斤權、三斤權、秤鉤以及新莽銅嘉量運往臺灣，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原在北京的銅衡桿和九斤權和甘肅的石(120斤)權，1959年送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  

    新莽銅衡桿、銅環(huán)權、銅秤鉤

    新莽銅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