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從北京機校畢業后直接分配到原第一機械工業部計量檢定所。當時的計量所籌建不久，而且還在建設，但卻開展了不少業務工作。技術工作主要由長度（計量）組和熱力（計量）組承擔。熱力組分成熱工（計量）和力學（計量）兩個部分，力學是搞測力硬度，而熱工開展的工作基本上是溫度計量，且主要是高溫部分。無論是測力硬度還是高溫計量都是一機部所屬企業亟待開展和加強的工作。“熱工”下面又分為兩攤，一是（計量）監督（以下簡稱監督組），另一是（計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組）。我一開始就分配搞監督，這是我走出校門參加工作所接觸的第一項技術業務。

　　當時計量工作的方針概括為八個字：“準確一致 正確使用”，簡稱為計量工作八字方針。一機部的計量工作都貫徹這個方針，監督組當然也不例外。具體任務是調查、了解情況，發現問題，提出建議。其中了解一機部重點企業溫度計量工作情況是主要內容，特別是在開始階段，它包括：加熱設備的名稱、型號、工藝溫度及準確度要求；計量儀器的類別、數量及使用；機構或人員的配置（包括人員的文化水平、從事溫度計量的資歷）；規章制度等。對于調查中發現的問題，能解決的就地解決，不能解決的帶回單位綜合考慮。建議的提出，屬于具體技術問題一般向儀器管理人員和使用人員直接提出，對于諸如方針政策，機構、人員、儀器設備的配置，經費等大的方面要和廠領導面談。當時強調要盡可能地爭取技術副廠長或總工程師的接見，以引起廠里的重視。當時工廠乃至整個社會對于計量認識不足、甚至知之甚少，與廠領導面談主要目的是宣傳計量工作的重要性，計量與生產的關系，以取得廠里的重視和支持，當時下廠的介紹信都是從一機部開出，也有這種考慮（表明是代表部進行監督性調查）吧！監督組的人員全部是1954—1956年從一機部所屬機校畢業的學生，這些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和廠領導談話開始還真有點怵頭，不得不作一些精心準備，硬著頭皮上陣。好在廠領導們工作再忙也會抽時間接見，并以禮相待，認真聽取我們的意見和建議。根據調查結果進行匯總、研究、總結，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調研，為以后的計量工作開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人員的培訓、資料的譯編以及檢定組研制二等標準鉑銠10—鉑熱電偶，請蘇聯專家協助、指導工作等。

　　工作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工作的方式方法，監督組的下廠時間相當多，因此，我參加工作一年多時間兩次出差東北、一次中南、西南地區。當時一機部所屬工廠都在東北、華東、中南、西南，開始階段都是兩人一組分赴這幾個地區。

　　我第一次去東北是隨高佩珍同志一起、由她負責。 1955年9月18日登上旅程，這時距我開始參加工作的時間僅有40天。因為所學的金屬切削專業與所要搞的熱工計量相差甚遠，所以此行說是工作、實際是學習，跟老同志學習，通過實踐學習。此次東北之行共去沈陽、撫順、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5個城市，12個廠，其路線是：北京→（經沈陽）撫順→沈陽→哈爾濱→齊齊哈爾→（重返）哈爾濱→長春→北京。12個廠是：撫順重型機器廠； 沈陽 變壓器廠、風動工具廠；哈爾濱 電機廠、電池廠、工具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齊齊哈爾 機車車輛廠、第一機床廠；長春 第一汽車制造廠（代號652）。從9月18日啟程到10月24日回京總計36天。

　　我們所去的這些工廠大都有參加一機部計量檢定所舉辦的上海訓練班學習的學員，所以一般是先找學員，然后去他們所屬的部門。廠里的熱工計量不像長度計量那樣，有統一的專門機構負責（一般是在檢查（驗）科下設有計量室），而是由一個或多個部門代管或分管，其中有實驗室、化驗室、中心實驗室、檢查科、設備科，也有少數是由以上部門與車間分管，職能部門管“檢定”；車間管儀表和使用。像當時‘652’那樣有專職部門（儀表車間）管理的只是極個別廠。到廠以后，分管熱工計量的部門領導會作一般的介紹，主要還是學員進行全面具體的介紹，然后去車間（最主要的是熱處理車間，有的廠還有鑄造、鑄鋼及鍛造車間，）和化驗室了解儀器、設備及安裝使用等情況，這些都要作詳細記錄。在此基礎上再和部門領導談我們的一些看法和建議并征求對我單位的意見和要求。

　　當時我國的熱工計量真是薄弱，存在的問題和需求相當多，盡管我們所去的廠基本上都是蘇聯援建的重點項目。所用儀器設備來自多個國家，以蘇聯的為多，此外還有國產的、東德的，甚至還有美國的。沒有專門的計量管理和技術機構；缺乏標準儀器（如熱電偶、電位差計）和檢定用設備，只有少數廠有從蘇聯進口的；缺少專用和修理用材料、備件（如補償導線、標準電池）；儀器的安裝使用不當（如環境惡劣、熱電偶參考端溫度高且不加修正）；大多沒有專門的規章制度；急需技術人員的培訓和專業知識的普及，這些都是普遍現象，亟待解決。有的提出要求進行人員培訓、提供專業技術資料；有的提出統一解決儀器設備問題，特別是標準儀器（當時控制嚴格，除蘇聯援建配套的以外，需要補充和增購的、都是蘇聯專家直接向一機部提出計劃）。有兩個廠提出標準電池凍壞，652就希望我們向部里反映由蘇聯進口的標準電池運輸中凍壞問題。

　　在每個廠工作的最后一環、也是最難的一環是向廠領導匯報和建議，難的原因之一是他們都很忙。相當多的廠是司局級編制，但當時的廠長沒有豪華的辦公室，沒有高級轎車，沒有先進的辦公設備，在廠長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的是各種圖表、錦旗、響個不停的電話和進進出出、行色匆匆的身影。如果把工廠比作戰場，那么廠長辦公室就是指揮部，廠長們就是指揮員。要想得到指揮員的接見必須預約、而且常常不止一次，下面一段筆記可見一斑。

　　“下午去另外一個廠，會見的總工程師是、名字非常熟悉的婁希翱同志。……雖然上班了，他才吃中午飯，而且是邊吃邊與人談話。也就是在吃飯當中接見了我們，用不著說（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來過3次、打過三次電話才能見面的原因。……”

（ 1955年10月18日 于哈爾濱市工作筆記）。

　　1956年夏秋之際我和鄧錫祥同志去中南、西南地區，跨越5個省，去了6個城市、10個廠。路線是：北京→（經武漢）長沙→湘潭→醴陵（鄧）南昌（李）→（重返）長沙→廣州→（經柳州）貴陽→昆明→（經重慶）→北京。10個廠是：長沙機床廠、湘潭電機廠、湘潭電線廠、醴陵陶瓷廠、南昌柴油機廠、廣州造船廠、貴陽礦山機器廠、昆明機床廠、昆明電機廠、昆明電線廠。從八月中旬出發到十月初返回北京總計也是一個多月。

　　在這兩個地區工作的內容、方式和過程與東北基本相同，但由于地區和季節的關系，這次出差還是比較艱苦的，不過也很有意思，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我當時做過一些筆記，可惜后來都已遺失，下面就所能想起的作一些回顧。

　　八月中正是暑熱天，號稱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更是熱不可忍，估計溫度至少38℃，即使呆著不動也是汗流浹背。所以從北京乘火車抵達后，不敢停留，連夜乘慢車趕赴長沙。臨時買的站票，過道里擠滿了人，轉身都困難，后來從一個小站下車走到臥鋪車，還算幸運、搞到兩張臥鋪票。長沙的熱比起武漢毫不遜色，湘潭也是如此。在湘潭、住宿處室溫太高，好多人夜間都搬到室外睡，入鄉隨俗、我們也這樣度過了幾夜。從湘潭我和老鄧分開，他去醴陵，我去南昌，然后在長沙會合同去廣州。廣州沒有傳說和想象中那么熱，至少比湖南要好多了，特別是到了晚上，涼風習習，很是爽快，且無蚊蟲之擾，這可能與所住招待所臨近江邊有關吧！廣州工作的結束也是中南地區工作的結束，下一步就是包括云、貴兩省的西南地區。

　　從廣州乘輪船逆西江而上，經肇慶至（廣西）梧州，再換乘小船沿潯江、郁江至貴縣。從貴縣乘火車至柳州，轉乘慢車至金城江，據說這條鐵路還是抗戰時期的，再往前走就只能改乘汽車了。休息一夜乘汽車經（貴州）都勻到達貴陽。

　　初識貴陽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至后來到這里工作，算是預示、也是緣分吧！所以要多寫上兩筆。貴陽是個內陸城市，雖然是西南地區的樞紐，抗戰時期的大后方，但當時交通很不發達，對外聯系只有公路。我想可能正是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相對發達的公路，使得他具有一座非常漂亮而又實用的客車站（長途汽車站），這應當是當時貴陽的標志性建筑。寬闊的停車場、舒適的候車室，特別是那黃黃綠綠的琉璃瓦，從很遠就可看到，真可以和北京地安門外的大屋頂相媲美，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以后相當一段時間里，這樣的客車站也非常罕見。

　　當時貴陽市內交通也差，只有幾路公交車，我們所要去的礦山機器廠距市內只有17華里，也要在客車站等班車。貴陽礦山機器廠始建于1936年，是一個大型工程機械裝備制造企業，也是一機部在西南地區的重點企業，設備雖算不得先進（有的儀表還是解放前美國生產的），卻很齊全。最后的工作是汪福清總工程師接見我們，他為人謙和，認真聽取了匯報、作了原則表態。說來也很有意思，三十年后我們又有機會會晤，作為省政協副主席的汪總被聘為貴州省計量與儀器專業高級職稱評委會主任委員，我作為一般委員，所以每年都有機會見面，但對于這三十年前的往事我一直沒有提及。

　　告別貴陽又經過兩天旅程到達四季如春的昆明，下榻昆明機床廠招待所。昆明工作結束此次下廠任務基本完成，但‘打道回府’的路上還有一番跋涉。從昆明出發經（貴州）畢節、（四川）敘永、瀘州，再到重慶，一路都是乘長途汽車。汽車都是在大山中蜿蜒穿行，路面很窄，有時連會車都難，路況很差，時有顛簸。車子陳舊，乘客超員，過道處要加座位。每天都是天不亮就上路，傍晚到達宿處。記得有一次趕到旅店已是深夜，鄉村旅店照明很差，只有兩盞油燈。模糊中每人抱一捆稻草，跟著有手電的人爬上一個木屋的頂樓。鋪開稻草和衣倒頭便睡，好像沒好久，天沒亮又要趕路。

　　據錫祥回憶，在大西南的旅途中要經過一個72 拐山(據說盤轉72次才翻過此山),當時是夏天，到山頂就猶如冬天一樣，又沒帶冬天衣服，只好跟車下的小販買些土毛衣穿。有時晚上，還要打著手電筒到處去找旅館，所謂旅館只是在地板上打個通鋪能睡覺的私人小店而已（也沒電，只點一根臘）。我用小書包背著借來2000元的旅差費，白天抱在懷里，晚上當枕頭，整天提心吊膽，椐說那里常有土匪。歷時近一個月行程千里，最后也只花了3百多元 錢的旅費(但相當我一年的工資了),后來還受到財務處的批評（說借的太多了），但當時又有誰能告訴準確的預算呀？回憶過去往事，就像唐僧取經一樣，歷盡艱難險阻，也很有趣。

　　就這樣曉行夜宿直到瀘州才算告別那崇山峻嶺，9月底到重慶，這一行程共計四天的時間。從重慶乘船沿江而下經武漢轉乘火車，一路順暢抵京。

　　第二次去東北好像也是1956年，由金華彰同志負責，張岱明、秦蔭堂和我（是否有周嘉齡已記不清）參加。此次下廠的目的除前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為搞協作組作準備。由于筆記的遺失，多年的往事記憶中已經模糊。印象深的是沈陽電線廠，這是蘇聯援建的一個新廠，熱工計量完備，機構、規章制度健全，工作和標準儀器設備都是援建配套而來，技術力量也較強，當時是想請他們負責在沈陽搞協作組的。據錫祥回憶，沈陽地區的協作組是由沈陽第一機床廠徐海涵任組長，沈陽風動工具廠李月珍任副組長。

　　就我的印象，熱工監督工作到1957年一直在進行，協作組搞的時間還要長。

　　金華彰同志作為監督組的中堅力量搞了很多工作，比如曾經請長度組李慎安同志給熱工監督組做過報告，專門介紹長度計量開展監督工作的經驗。后來在上海、天津等地搞的協作組也都很有成效。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計量工作初創的歷史，這段歷史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值得回顧，值得追記！建國初期，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對計量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家開始關注工業計量工作，從而建立一機部計量檢定所。首先開展工業企業急需解決的長度和熱工計量工作，從生產實際需要出發，開展計量監督、培訓計量人員、建立計量標準、開展檢定、解決生產過程中的計量技術問題等工作，這為我國計量工作全面發展所需的必要準備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注：此文曾征求金華彰、鄧錫祥二同志意見，感謝華彰的修改意見和錫祥的補充回憶。

（注：李培國是1955年參加溫度計量工作的老同志，后調貴州省計量科學研究院從事溫度計量科研技術工作，勤勤懇懇干了一輩子（40年）計量工作，業務專研，工作認真，還有一定的文學水平，是我們老戰友中一名實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