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中國封建社會初步建立的時期，政治體制的巨大變化，直接影響經濟的變革；周天子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始崩潰，諸侯領地逐漸變為私有，出現了大國爭霸的局面。周平王東遷后，各諸侯國使用各種辦法和手段，積極發展各自的實力，新舊勢力斗爭日益激烈，甚至度量衡也被利用為奪取政權的手段之一，其中齊國的例子最具有代表性。齊國原本姓姜，是西周姜太公的后裔，戰國時被田氏取代，雖然國號仍為齊，但政權已改由田氏家族掌管了，歷史上稱為“田氏代齊”。    

春秋早期地處東方的齊國，濱海而地沃，有漁鹽之利。姜太公被封為齊侯后，十分重視發展經濟，至齊桓公(前685～前643年)時，已成為中原最早的霸主。齊桓公逝世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爭權奪利，各種矛盾凸顯。到了齊景公(前547～前490年)繼位前后，社會矛盾已達尖銳化程度，姜姓齊國一天天走著下坡路，在舊勢力日趨解體的過程中，新興勢力逐步發展。在這種新舊勢力消長的過程中，以田氏為代表的新興勢力日益壯大。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段故事:一次，齊景公與晏嬰同游少海，登上觀景臺，齊景公環視著齊國的大好河山，不勝感慨地對晏嬰說，太美了，這樣偉大、壯麗的河山，不知將來屬于誰了。晏嬰毫不掩飾地回答:現在的姜姓齊國不久就會被田氏所取代。因為田氏家族深得民心，他們對上籠絡貴族重臣，對下私自用“大斗斛、區、釜出貸，小斗斛、區、釜收之”；“君重斂而田氏厚施”，所以民眾都扶老攜幼地投靠田氏了。盡管晏嬰如此直言進諫，卻并沒有引起齊景公的重視。《左傳》對這一歷史事件有更詳細的記述:公元前538年，晏嬰出使晉國，受到上賓規格的接待，在宴會上，晉國大夫叔向趁酒酣耳熱之際，向晏嬰討教，問起他對時政的看法，晏嬰十分感慨地說了一段話:“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戰國時，田陳讀音相近，故田氏又作陳氏)。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如無獲民，將焉辟之？”類似的記載還見于《史記》等重要古籍中。

如前所述，春秋早期，齊國已是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曾被列為五霸之首。當時齊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內政。管仲主張發展工商業，同時建議廢除王制，實行依法治國。還特別強調統一度量衡的政治理念。然而，這一思想并未引起重視。誰曾料到這種失誤竟會被田氏家族利用，成為奪權斗爭的手段。

田氏代齊這場政治斗爭絕非一朝一夕，而是經過幾代人的耕耘，一百多年的時間才取得成功。度量衡在這場斗爭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卻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故事還得從頭說起。田氏是春秋時期陳國厲公(公元前706～前700年)的后代，陳厲公的兒子叫陳完。相傳有一次，周國的太史路過陳國，陳厲公就請他為子孫們占卜，太史看完卜兆后說，陳完的子孫有取得國家的可能，但不都是陳國而是姜姓齊國。后來陳國發生了叛亂，陳完就逃出了陳國來到了齊國，這時正是齊桓公四年。齊桓公要立他為相，陳完推辭說，我是逃難在外的人，哪能占據這樣高的位置呢？齊桓公就讓他當了工正(管理工商業的官吏)，并改叫田完。從此田氏便在齊國站穩了腳跟，并逐漸成為新興勢力的代表。他們采取一系列措施進行各種改革，并展開與以齊國國君為代表的舊勢力的斗爭。到了齊景公時代，貴族奴隸主對平民殘酷的壓榨、無情的殺戮，致使受刖刑(一種酷刑，砍掉一只腳)的人多致使齊國“市”上草鞋跌價而義足漲價，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田氏家族已經過多代人的慘淡經營，傳到田僖(xi)子時代，家族勢力更加壯大。田氏即趁民不聊生之時機，向民眾施以小恵，竟無視官府的禁令，私設“家量”。當民眾遇到災荒或繳不上賦稅而向他借貸時，常常用“家量”(大斗)借出，以“公量”(小斗)收回，正是以度量衡為手段，籠絡了人心，同時也是與貴族舊勢力相抗衡的一種手段。田氏的這種做法引起了晏嬰的高度重視，他力諫齊景公，希望貴族們不要太奢侈，減輕民眾的賦稅。齊景公非但不聽，還把晏嬰打發到晉國，這才有晏嬰與叔向的談話，在酒過三巡后發表了上述一番言論。    

    齊景公逝后，齊國又因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斗爭，田僖子趁機當上了國相，開始執掌了齊國大權。田僖子逝，田成子立為相時，感到奪取齊國政權之時機已到，一方面效仿前輩們以大斗借貸小斗收回的手段籠絡民心，把廣大民眾聚集到自己身邊；另一方面他還大力發展經濟，在田氏管轄的范圍內整頓物價 ，繁榮市場。據史書記載，當時在田氏采邑內，山里出的竹木、海里產的魚蝦十分豐富，而且價格還很便宜，與國君控制的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百姓歡呼著田氏“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田氏家族的勢力已足夠壯大。至公元前404年，終于用武力奪取了姜姓齊國的政權，史稱田齊。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田氏家族始終利用以家量貸，以公量收的辦法。在取得政權后，又立即以“家量”為全國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徹底廢除了舊時齊國的“公量”，這一事實可以從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證實。1857年，在齊國故地山東出土了置于“左關”地方征收賦稅的三件大型量器:“子禾子銅釜”、“陳純銅釜”、“左關銅 ”。經過實際測量，銅 容2070毫升，兩件銅釜分別容20460毫升、20580毫升，正是十進位制。此外，近幾十年，在齊國故地出土了一些量器，其中有6件型制相仿的銅量，其容量皆合當時的5升和10升，而在臨淄出土的多件陶量中，有兩件自銘為“ ”(升)，約合209毫升，約相當于“銅 ”的十分之一。“ ”很可能是一斗的容量。

綜上所引史書以及實物互為佐證，可對齊國容量制度作如下分析:齊國早在春秋時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量制度:①4升=1豆、4豆=1區、4區=1釜、10釜=1鐘；②齊國除了有全國通行的“公量”制外，田氏還自立了一種“家量”，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一，由于“家量”未被禁止，常常在陳氏家族認為有必要時與“公量”并用；③齊國舊有的“公量”是豆、區、釜、鐘制，皆為四進位，釜至鐘為十進位；田氏代齊后，量制已采用當時在各國比較通行的升、斗、斛制，改四進為五進位，并逐步形成升、斗、釜(斛)十進位制，最后廢除了齊國的舊制，并與其他各諸侯國基本保持一致。所見齊國量器多為戰國后期，故皆多為十進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