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以度量衡和時間為主要內容的計量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父系氏族社會，度量衡和計時已是農業文明的基礎。傳說在黃帝時代已發明了以干支記日、月。繼而堯命羲、和二人參照日、月、星辰定歷法。舜到東方巡視，在部落聯盟議事時，商討把四時之氣節、日之大小、日之甲乙，度量衡的齊同，樂律聲音高低都統一起來。禹治理水患，劃分九州，“身為度，稱以出” ，以人體建立度量衡標準。上述雖然都屬后人追溯，卻真實地反映了先民們的自然哲學觀念。

　　計量制度的建立，單位標準的確定雖然都是人為的，但必須具有權威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各諸侯國，頒發了統一度量衡詔書，同時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度量衡制度。后經漢代的改進、完善，成文于典籍而被歷代遵循，奉為圭臬。此后每經改朝換代，都要探究古制之本，以確定當朝度量衡和計時單位標準。歷代流傳下來的器物不斷被發現，其傳承關系明確便是有力的證明。直至清朝，無論是度量衡或計時制度都是秦漢古制的沿襲。今猶陳列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前的鎏金銅嘉量和晷便是有力的物證。

　　中華民族的祖先，通過長期的生產實踐和天文觀測，創造了里畝、尺寸、升斗、斤兩等度量衡單位制和年、月、日時、刻等計時單位。以當時先進的科學方法，制定了單位量值標準，不斷完善測量器具和則量方法，使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科技文明，都能在時空坐標上定格記錄下來，其量化的數據真實、可比。

　　中華悠久的文明史流傳下來的大量的珍貴文物，其中許多與計量有關的器物和文字資料，記錄和講述了一個個生動而有價值的故事。如考古學家曾統計過，在100多座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墓葬中，出土了數量不等的天平、砝碼，它們是用來稱量可切割的黃金貸幣的。反映了楚地盛產黃金、經濟繁榮、商賈活躍的社會面貌。而掌握著大量財富的王公貴族和豪商們，死后仍然向往著升入天堂，繼續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天平、砝碼便成為隨葬品埋入地下。又如留存至今的“商鞅銅方升”，器壁刻銘詳盡，其中“十八年”即器的制造年代在商鞅輔助秦孝公變法的公元前344年，為了統一秦國度量衡而由官居卿相的商鞅親自督造的。“十六寸五分寸壹為升”，說明當時已普遍使用“以度審容”。“齊■卿大夫眾來聘”， 一方面是記錄了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時也可能有兩國共同商定過有關統一度量衡的內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詔書統一全國度量衡，又將詔書加刻在器的底部。一件量器所刻銘文，向后人講述了秦國幾百年的歷史，它的重要意義遠遠超過了器物本身。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幾乎是世人有口皆碑的歷史功績。秦權、秦量出土地域之廣、數量之多，令人驚嘆。據粗略統計，出土地域囊括了被統一的每一個諸侯國舊地，數量多達百余件。這些都展示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決心和雄才大略。

　　中國古代計量技術，在歷代史籍中都有輯錄。研究者根據文獻記載，對照所能見到的器物，考釋其銘文，測量其實際數值，模擬、復現其計量功能，使塵封的古老科技重現光彩。西漢末年，經學家劉歆總結了前人的智慧，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以黃種、累黍定度量衡標準的理論，后載入《漢書·律歷志》。即以音頻定長度，用累黍為介質加以復現。聲與量皆為無形之物，量尚可通過度量衡量測出來，而在古代，聲是無法測量并保存的。如何讓以黃種定度量衡這一科學的設想得以實現，劉歆等先哲們通過反復試難后。提出以黍為介質，即選用中等大小的自然物“黍”，橫排90粒得黃鐘律管之長（9寸），加一寸即一尺。律管之積約容1200粒黍，與一龠的容量相當，二龠為一合（16.2立方分）。積1200黍之重約12銖，24銖即一兩。這樣便形成了一組參量公式，厘定出度、量、衡三個單位量。從此這一量化了的公式便成為其后歷代制定當朝制度時可遵循的古代標準，既可以用度量衡來定律，又可以用律來校度量衡。近現代許多學者對此做過大量的理論推算和實物驗測，證明這一公式是符合物理學原理的，在一定誤差范圍內也是可以復現。

　　中國古代許多杰出的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實踐中因離不開“時空量”的測量，都關注和研究度量衡及時間計量。如戰國時的著作《墨經》，首先討論了等臂杠桿和不等臂杠桿各種平衡的狀況，對衡器的制造作了理論上的分析。不足之處是尚示以應用數學或數學語言來表達這些平衡關系，三國時期的數學家劉微注釋《九章算術》時以“新莽嘉量”與三國·魏時的尺度、容量作比較，得出魏尺、魏斛分別增大了4.7%和2.6%。南朝數學家祖沖之，經反復運算、研究后，得到了精確小數點后七位數的圓周率（3.1415926-3.1415927）。并用它校核了“新莽嘉量”的設計數據后，指出其設計者———劉歆的數術“粗疏”。唐代在經過長期的實際運用后，把沿續了大約1600多年衡制中的“兩、銖、累、黍”非十進制，改進為“十錢為一兩”。后又經過宋代進一步完善，推出了“兩、錢、分、厘、毫”皆十進位的質量小單位系列。宋代的另一特點是，眾多的天文、音律、算術家以及達官顯宦都參與到詳考古今（宋）計量器具的行列中來。如開國之初便有劉承口精校朝廷收支銀兩的各種衡器，創制了精巧的小型桿秤———戥子，重新制頒了成套標準砝碼。李照研制了“樂秤”（又稱水秤），提出用1升水定1斤重的標準。司馬光與范鎮關于是“律生度”還是“度生律”，往返書信數萬言，歷時三十年。北宋科學家沈括著《浮漏儀》，將漏刻的結構及消除誤差的各種措施一一記錄下來。《宋史·輿服志》中對指南車、記里鼓車的內部結構、齒輪傳動系和機構裝置作了詳細的敘述。

　　中國近代對計量史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羅振玉、王國維、劉復、馬衡、容庚、商承祚、唐蘭、朱德熙等學術巨擘都先后發表了重要著作、對商鞅方升、秦權、秦量、新莽嘉量、歷史尺度等作了大量考證和研究。1937年吳承洛著《中國度量衡史》，是中國第一部度量衡通史專著。20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古代計量器具陸續出土，歷史、文物、考古、古文字專家們先后發表了許多有分量史的隊伍，此后有關計量史的論文、圖書陸續出版，成為科技史研究的一個分支，也逐漸受到國際上一定的關注。但由于漢語難學、難懂。曾有許多外國朋友來信、來訪時提出希望有一本英文版的中國計量史，簡要地介紹一些有關資料供他們參考。于是筆者便產生了以圖文并茂的形式編寫一本《中國古代計量史圖鑒》的想法。經過多年的努力，并得到國家質量技術監督檢驗檢疫局計量司的大力支持。《圖鑒》初稿完成后，又得到北京傳世文化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勝兵先生的青睞，才被再次提到出版日程上來。

　　希望通過這本《圖鑒》的出版，廣大讀者能給予中國計量史更多的關注，也希望引起更多國內外朋友對計量史研究的興趣，更希望能與各國學者展開交流、切磋和合作。并盼望將來有一部世界性的比較計量史書籍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