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時期，土地的劃分，賦稅制度的形成以及手工業的發展，都要求度量衡與之相適應。但是在奴隸社會興盛時期，國家政權集中控制在最高統治者商王或周天子手中。如夏商時，雖然已有賦稅制度，而征收賦稅的度量衡器卻均存于王府。西周分封土地權也僅由周天子一人掌握。手工業盡管發達，卻囿于“工商食官”，手工業奴隸只在一定范圍內工作。一方面度量衡雖已成為社會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奴隸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又決定了度量衡僅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統治者的權力。這期間的度量衡在民間還沒有可能廣泛使用。

原始的商業形態與度量衡

　　交換活動大約出現在原始社會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了。早期的交換大多發生在氏族與氏族之間，僅以偶然剩余的生活用品相互贈送或交換，即以粟易石斧，以皮毛易獵獸等，還談不上等價交換，更不需要度量衡器具。

　　當母系氏族社會被父系為主的一夫一制取代后，私有財產范圍擴大了，各個家庭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畜群、器皿和多余的黍粟。過去偶然的、不定期的交換形式已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時，交換活動逐漸從偶然性發展為經常性，出現了“日中為市”這類有固定時間、地點的交換場地。交換雙方仍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即“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易的數量不多，活動區域不大，交換的愿望也很容易實現。到了原始社會后期，人們對物體的大小、多少、長短、輕重的量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又由于交換逐漸趨于經常化，交換時各種產品的比值也就自然地和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更加接近起來。這時期對量的測量也就逐漸運用到交換中去了。如果交換雙方對“量”發生爭執時，也可以臨時找一件陶盆來量一量糧食的多少，用一根木棍或篾竹來測一測牲口的高矮和圍徑。這種測量可以隨意選擇一個測量單位來完成，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我們推測，在原始社會末期的交換活動中，還不會出現專用的度量衡器具，同時這種民間的交換活動對度量衡的發展也不會起什么推動作用。

　　殷商時代，雖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和自由民，仍處于自然經濟交換的狀態中，但由于已進入奴隸社會的興盛時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和工藝水平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奴隸主的欲望已不易滿足，于是昆侖的玉石、東海的鯨骨、江南的金錫、南海的龜貝，都有人為他們交易運來。商人經商的足跡已能達千里之外。商代手工業和商業幾乎全部都由奴隸主以及他們控制的國家機器來管理。無論是手工業作坊生產的產品，或是遠處交換來的珍奇、海貝，都歸商王個人享用或作為賞賜品，只有一小部分投入市場。在殷墟出土了為數不多的海貝、甲骨文、金文中都有賜貝的記錄可證。這期間的海貝只是用作裝飾品，似乎還沒有擔負起貨幣的職能。由于商代的商業行為主要發生于各國、各部落之間，并且是為奴隸主、貴族服務的，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只能起著微小的作用。民間的近地交換大部分仍是生活必需品，仍是以物易物為主。因而在商業已很發達的商代，度量衡在商業中的作用也并未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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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鞭度”管理下的“市”

　　西周是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手工業和商業都由官府經營，工匠、商人多為官家的奴隸，故有“工商食官”之說。商品交換主要發生在奴隸主貴族及其扈從人員所聚居的王城。交換以奢侈品和手工業產品為主，而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往往通過農業稅等形式獲得。一般不進入市場，這樣就大大縮小了交換的范圍。

　　西周“重農抑商”，商業發展受到一定限制。但另一方面，由于生產生的提高，社會經濟繁榮，奴隸主們已不滿足于僅僅經營由周天子分封的土地，而希望得到更多的奢侈品，西周的商業正是在這種十分矛盾的政治體制下發展起來的。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進步，西周的商業比殷商時有所發展，可以從墓葬中發現“貝”的數量明顯增多作佐證。貝已從早期單純作為裝飾品逐漸轉變為貨幣，用它來計算物品的價值了。西周的青銅器上常見有賜貝三十朋、五十朋以至百朋等。西周還可能已用“銅”作交易的等價物了，在銅器銘文上還多次出現了“×寽”、“×勻”等計重單位，可見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西周的商業目前也只能從古文獻中找到一些很不系統的資料。《考工記》中載：西周已有專門的“市”了。并“面朝后市”。既近于后宮，又禁止后妃貴族們到市上去游觀。西周對“市”的管理十分嚴格，設各種官職，有司市、胥師、質人等等。司市為市官之長。《周禮?地官司徒》中說：司市掌握市上各種政令。根據不同的事務、處所來安排市井的經界，把貨物分門別類地陳列出來，分其優劣使物價合理，有時還要用度量衡器具計量后再評定價格。每當開肆之始，“質人”手里還拿著“鞭度”在市上巡視監察（鞭度是指一種無刃之殳，古代兵器），如果發生銀錢糾紛或因度量不準而產生爭斗，則執鞭懲戒，有爭長短者，則執度以校正。《周禮?質人》中說：“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同“純”，布帛幅廣的單位，“制”是指匹長。說明在市上出售的布帛、幅廣、匹長都已有嚴格的單位制了。

　　《周禮》一書雖是后人對西周王室的官制、關市管理以及東周時期各國制度，添附了許多儒家的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期間商品經濟和度量衡的狀況。在官方專設的“市”上，買賣雙方都已不再是對交換物品的多少、長短“不甚計較”了，因此多處出現“同其度量、壹其淳制”的記述。而且還會常常因量的多少而發生爭斗，故設質人巡而考之、舉而罰之。

　　西周市場管理之嚴，分工之細，一方面說明商業活動有了一定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商業操縱在官府，商品只能在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交換。如“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不粥于市……”（見《禮記?王制》）。除了對不合質量標準的（如用器、兵車不中度、絲麻幅寬不合規定尺寸）用具不準在市場上買賣之外，代表著奴隸主貴族身份、品級的禮儀用器，兵戎器械等均不準在市上交易。這些規定，都反映了奴隸制國家政權極為重視不同階層的等級秩序，以保護奴隸主貴族利益的特點。由于買賣不能完全自由的進行，極大地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盡管這時期的度量衡已成為交換中不可缺少的、判別各種量的準則，但是由于市上的一切活動都在各級官吏的嚴格控制之下，度量衡也就不例外地成為被管轄之器了。買賣的雙方都沒有擁有和隨意使用度量衡器的可能。掌握在“質人”手中的度量衡，不僅僅是評定各種量多少的標準，更主要是一種權力的象征。

　　在西周官辦的商市中，作為間接的等價物——貨幣已開始出現，當時起貨幣作用的主要是“貝”，貝以朋為單位。金（銅）在某些情況下也被用作交換的等價物，以寽、勻為計量單位。銅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商品，在西周時期同時也擔負著貨幣的職能。各方面材料證明，西周商品交換中，雖已使用貨幣，卻仍未起到主導作用，交換時往往仍是以物易物。這方面可以借助于考古發掘青銅器銘文來做一些粗淺的探討。1975年在陜西岐山董家村發現了一座貯藏銅器的西周窖穴，其中有30多件銅器皆有銘文，特別是恭王時裘衛制作了幾件器物最具代表性。它們除了反映出當時井田制開始被破壞外，同時還反映了奴隸主之間的交易活動。“裘衛”受穆王封賞，得到了掌管加工皮裘手工業的官職。通過經營工商業，他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并利用這些財富與其他奴隸主貴族交換了大面積的土地，成為一個兼營農業的新興土地所有者。制作于恭王三年（前924年）時《衛盉》，詳細記述了他與“矩伯”所作的一場交易：一次矩伯要參加一次盛大的朝諸侯典禮，缺少朝覲用的禮器，便從裘衛那里得到了一件玉璋，價值八十朋。雙方議定以“十田”償付。此外，再加赤玉的琥等，價值二十朋，以“三田”償付。另一件《衛鼎》記述了恭王九年的另一次交易：恭王為接見眉敖的使節，準備舉行一次盛大的儀式。矩伯為參加這次典禮，又到裘衛處要了一輛好車和幾件車馬器。裘衛又向矩伯的妻子矩姜提供了帛二丈。矩伯便把自己土地給裘衛作抵償。矩伯命令具體的人員來辦理轉讓土地的儀式：勘踏應付給裘衛土地的四至，并堆起土壟為疆界。從這些交換活動中證實了恭王時期，“田里不鬻”的制度已遭破壞，還可以看到貨幣在交換中起著價值尺度的作用。但由于貨幣并沒有普遍使用，或矩伯一時沒有那么多貨幣，便仍以等價的田和里作為償付。西周青銅器銘文上還常常見到奴隸主貴族受到處罰或發生爭訟時，最后裁定也往往是罰多少銅、多少田或多少禾，甚至多少奴隸等。這些都證明西周時期商品交換中度量衡仍沒有起到主導作用。